一
近日，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披露了一起执行案件，值得说道说道。
案情本身不复杂，上海一家主营展示展览工程建设的科技股份公司，因为拖欠了21名员工160余万工资，今年3月起被申请强制执行。普陀法院依法冻结了公司账户，查封车辆，将法定代表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予以限制高消费措施。
一般来说，接下来只要将公司名下财产通过司法拍卖等程序执行到位，就可以结案了。只是这样一来，这家公司经营状况恐怕会更加糟糕，就此破产也不是没可能。
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？执行法官发现，这家公司在行业内颇有名气，经营状况一直不错，只是因为上游企业回款不及时，短暂陷入困境。
公司法定代表人也表示，公司有大量应收账款未收回，愿意提供担保、送交公司名下车辆，来积极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。但此时成了“老赖”，银行、客户都对公司履约能力产生怀疑，本来要汇入的部分工程款得重新进行审计、审批，时间拖得更长了。
经过慎重考虑，普陀法院一方面要求法定代表人以个人财产进行担保，做好随时拍卖该公司名下车辆的准备。这是为了保障被欠薪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。另一方面，监督但不干涉该公司的正常运营，还与其协作追讨上游企业本该支付的账款。这是让公司有机会度过这次危机。
在法院的协助下，不到两个月时间，上游企业工程款顺利结清，该公司自然有钱给员工发放拖欠的工资了，纠纷得以顺利解决。
二
都说“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”，不过现实情况往往要复杂得多，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
就拿普陀法院这起案件来说，劳动者权益受损需要维护，但了解案件全貌就会发现，欠薪的根本原因在于上游企业拖欠账款，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涉案公司也是受害者。
正因如此，在对其进行强制执行，采取信用惩戒措施时，才需要更加谨慎。应该说，经过多年建设，我国的信用惩戒措施已经较为完善，一旦产生不良信用记录，在贷款、求职、租房、出行等多个方面都会受到限制，且这种影响可能会持续数年。这些措施，对“老赖”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。
但是，我们也要承认，并非所有“老赖”都是故意欠钱不还的“坏人”，其中有一些人系因为种种客观原因，暂时丧失还款能力。如果不加甄别就一律施以同等严厉的惩戒措施，不仅有违法治的基本原则，还可能导致他们失去众多就业、创业机会，进一步丧失还款能力，甚至破罐破摔，陷入“一朝失信，终生受限”的恶性循环中。
事实上，在制度建设上，我们国家也已有计划，给“诚实而不幸”的失信者机会。不久前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透露，为帮助个人加快修复信用记录，同时发挥违约信用记录的约束效力，人民银行正在研究实施一次性的个人信用救济政策，对于疫情以来违约在一定金额以下且已归还贷款的个人违约信息，将在征信系统中不予展示。这项措施将在履行相关的程序后，由人民银行会同金融机构进行必要的技术准备，计划在明年初执行。
三
在法院的帮助下，这家企业得以渡过难关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这种因上游企业拖欠应付账款导致欠款的情况并非个例，部分中小民营企业长期面临账款回收周期长、债务清偿困难等问题。
虹口法院本周发布的数据显示，2022到2024这三年间，该院平均每年要审结216起中小民营企业起诉大型企业，追要合同款项的案件。其中，几家大型建筑企业涉案数占到了案件总数的90%以上。这与大型建筑企业普遍采用“总包-分包”的产业链模式、“垫资施工”的交易惯例，从而逐级传导资金周转压力有关。
大企业拖欠款项，产生的纠纷往往影响深远。处于产业链核心节点的大企业一旦发生付款违约，容易产生连锁反应，造成下游分包商、材料供应商等众多中小企业资金断裂，进一步引发拖欠工资、银行贷款违约等次生风险。
从更高层面来看，这种违约影响的不仅是一家家中小企业，还有一个地区的营商环境。当一个地区特定行业出现系统性付款违约时，有可能会降低区域整体市场信用环境，导致各市场主体普遍采取更加保守的经营策略。
要真正形成并维护好“践约守信、违约担责”的市场规则，就需要更好的法治保障。正因如此，国务院制定了《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》，于今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，目的就在于促进机关、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，维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，优化营商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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